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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左脚比右脚稍稍短一点儿，称不上残疾，但与常人稍稍不同。一般称我踮脚儿是可以的，但更多人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瘸，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踮。就差那么一点点，连两厘米都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把腿脚儿稍有
病的人一概称为瘸子，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严格地说，腿有病的人才称瘸子，仅仅脚有点儿异样或者可以称为跛子，而我连跛子也谈不上。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走路不太稳，这是事实。我的每一步在别人看来都像是对自己轻轻地否定，甚至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自嘲也无不可。
一我的左脚比右脚稍稍短一点儿，称不上残疾，但与常人稍稍不同。一般称我踮脚儿是可以的，但更多人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瘸，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踮。就差那么一点点，连两厘米都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把腿脚儿稍有病的人一概称为瘸子，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严格地说，腿有病的人才称瘸子，仅仅脚有点儿异样或者可以称为跛子，而我连跛子也谈不上。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走路不太稳，这是事实。我的每一步在别人看来都像是对自己轻轻地否定，甚至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自嘲也无不可。
踮脚儿，一点儿也没妨碍以至我与正常人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比如运动场上，我表现还相当不错。我喜
跑、跳、球类、冰上运动，不能说踮脚儿使我在运动中获得了优势，但运动中我的确表现轻灵，富有弹
，仿佛比别人有一种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在一万米或马拉松这种自我折磨的慢跑中，不用说，我明显处于劣势；但在短跑和百米栏中我则像
线，甚至于像
线，十个栏一般不会踢倒两个。我曾参加过一次区级中学生运动会，百米栏拿了第一，跳高破了纪录，我跳的高度超出了我身高30公分。我赢得了全场的呼与
水似的掌声，但是当我走上领奖台的时候步伐和别人不一样，同样引起了大笑。
我被认为是某类人的楷模。学校让我做报告、巡回讲演，我为了证明与常人无异，四处赶场，结果声名远播，成为一个著名的瘸子。我差之毫厘，并没失之千里，但事实上好像是如此。由于运动和刻苦练习，我身上没一点儿脂肪，除了青筋就是像筋一样的肌
，或者简直称不上肌，差不多就是一把瘦骨头。如果我想隐匿自己，比如做隐身人，几乎不是一件难办的事儿。是的，我后来就是这么做的。我又瘦又小，总是穿黑衣服，在人群中几乎就是一个黑影子。我退出了运动场，我认为只要把全部
力用在安静的学习上，就会不显山不
水，不引人注目，然而即便如此，我仍没办法不使自己
颖而出。比如最经常的各种试考，会做的题我总不能装作不会做吧？结果试考总是名列前茅，不拿第一对我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数学最好，物理次之，化学一般。尽管化学一般（完全是有意的）后来还是成了化学课代表。我不想成为任何学科的代表，数学也好，物理也好，这两科我都具备无可争议的条件，两位老师也都动员过我，但最终还是让化学老师得了逞。我的化学老师是个中年瞎眼儿，当然是一只眼瞎，两只眼瞎他就歇菜了，如同我不能两只脚都踮——那样可能倒好了，我可能会成为芭蕾演员。化学老师的瞎眼装的是什么眼睛始终是个谜，有人说是狗眼，有人说是牛眼，还有人说是猫眼，但不管怎么眼睛都一动不动，看上去像个闪光的黑
。我相信化学老师照相不能打闪光灯，否则就会有一只眼因为反光变得贼亮。我
本逃不掉他的黑，他有很多办法，比如凝视、斜视；最受不了的是他的凝视，他盯着你但并不是正眼看你，你本搞不清他在拿哪只眼看你。
我从未答应做化学课代表，但事实上已成为他的课代表。自从我被他的假眼盯上之后，课前他总是把我叫到备课室，让我帮他抱着实验用具，托盘、酒灯或大摞化学作业，我们一同步入教室。如果是化学实验课，我还会被留在讲台上协助各种事务，做这做那，不太稳地走来走去。此前的化学课特别是实验课从来都
森恐怖，常常像魔术，甚至于幻术。特别当酒灯凑近并照亮化学老师的瞎眼时，再加上他的头发又长又稀，看上去有一种古堡的效果。那时，因为酒灯热效应的缘故，他的又稀又长的头发会轻轻飞舞起来，好像一种魔法。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揪起来，大气也不敢出。我上台后气氛多少有了改观，类似斯特拉文斯基加入了一点爵士，有时可以听到下面一点安静的笑声。
二我成为化学老师最得意的学生，但是那年高考我坚决地选择了数学系而没选择化学系。我希望以此结束我与化学老师无可言状的关系。那时化学老师只是笑笑，并不在乎我选择什么。化学老师说我本不可能逃出他的视野，我永远是他的学生。那年的高考也真是让我伤心，我的分数没的说，让许多名牌大学咋舌，然而我的成绩单与体检表在经历了一段类似星际漫游的旅程之后总是不了了之。最终，我不得不找到了残联。我一直在犹豫，不想这样做，但是没办法。我向残联承认了我是瘸子，办理了证件，正式成为注册的瘸子。在残联和母校的干预下，一个盛产为人师表的学院最终收留了我。那时已开学，我受到了学院特别郑重的
。我还上了报纸。我的未来清晰可见:为人师表，成为一名教书先生。我不能不想到化学老师的假眼，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一种共同的命运。不过我没选择化学系，就这点而言，我与化学老师还是颇有不同。数学王国最终存在着一个上帝或一种类似上帝的秩序和体系。而现代化学是无边的，甚至于是可怕的，它最终指向哪里至今还不清楚；它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变，但也产生了南极臭氧空，就像化学老师的假眼。
大学4年，我沉溺在遥远的数学王国，差不多忘记了这是一所盛产为人师表的学院。我已走得很远，远到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祖冲之和张衡。我虽然误入歧途，但也可以说独辟蹊径，这在科学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许多人沿着某条蹊径或歧途走下去而成为伟大的数学家，我相信我也会如此。但是4年后我发现等待我的仍是中学的教书先生，并且他没有选择地被分回了母校。我能读师范除了残联的干预，同母校签的协议也是决定的、不可更改的。如同当年化学老师的预言一样，我又见到了他。化学老师并没因为当初的预言而有任何得意之
，在他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几年光景，化学老师明显老了，假眼在我高考那年掉了之后再也没装上，留下了一个空空的更加吓人的眼窝。头发也更长、更稀了，已经见顶，而眼窝则像那个季节的果实。那时校园的松果已经发黑，石榴灿烂开裂，如我们的内脏。太多的老师教过我，因此我对化学老师也没特别的尊重，甚至于比从前还冷淡。一代一代的学生循环为老师，我这种重返母校的情况并不鲜见，大家各
教鞭，都是同事，没什么师承关系。
我依然穿黑衣服。不同的是，作为数学教师，我的黑衣比学生时代的黑更为考究，衣服不是简单的黑就完了，而是要体现出教师的庄严肃穆。此外，多年前我做学生时就梦想一柄手杖，现在我可以拥有了。我还留了
髭。我想，既然我与众不同，那就再彻底一点。黑礼服、黑手杖、修剪整齐的髭，目空一切，这使我有了一种与人隔隔不入的庄严的效果。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学生都说我像
本人，我才
到某种真正的侮辱。这之前别人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我想，也许我该再配一顶黑礼帽？像福尔摩斯那样？但恐怕还是不开像本人，因为据说本人很早就风行过福尔摩斯式的帽子（本总是比中国早一步），这让我颇为烦恼。我说不上是民族主义者，也说不上反本人，但说我像本人我的确觉得受到了侮辱。哪怕说我像英国人、
浦路斯人或柬埔寨人我都可以不予理睬。我不得不忍痛割
。不再西装革履，改穿中式服装，我回到了传统，像章太炎或死硬的辜鸿铭那样，看上去老气横秋，绝对的中国做派。我甚至于还想过留一条大辫子，像康有为那样，我觉得这真的没什么不可以。我开始蓄发，剃了式髭（我真不明白怎么一留髭就像本人，什么都成了本人的专利）。我的庄严形象有点受损，甚至一落千丈，简直像阿q或孔乙己。好在我坚持把手杖留下来，这纯粹是我个人的标志，不是学本人或英国人，我的确有点瘸。
没人再说我像本人，却仍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能
止别人这样叫，包括学生们叫。尽管我是从母校出来的，无论校长、同事（当然不包括化学老师），还是学生，都不接受我复古的孔乙己的形象，但是说到底这是我个人的权利。现在许多方面的确好像是自由多了，至少没人再规定你能穿什么或不能穿什么。是的，从一开始学生就总是哄堂大笑，我是“本人”时学生不仅笑我走路，还笑我的手杖和髭，给我起了许多本人的名字，具体我就不说了。即使变为中国做派，笑声仍然不断，每次教室都要几分钟才能安静下来。笑声中我一直望天儿，好像凝视星云、暗物质、南极臭氧层。学生笑够了，我开始上课。笑是暂时的，笑也会疲劳。
我教高一数学，教高二时丢掉了教科书，每次上课什么也不带，只一柄手杖，一粉笔，板书清晰有致，如同科学本身，直到铃声响起，下课——没有一句废话。上课只一粉笔只有20年教龄的特级教师才能做到，而我只用了一年。当然我得承认，25年教龄的化学老师也很早就一粉笔，具体什么时间我不知道，可能比我早。不过我仍是杰出的。我按顺序教了高一、高二、高三，最后停在了高三上。我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魔鬼，高中3年的魔鬼训练使我早已深得应试的髓，就如同杰出的运动员往往也会成为同样杰出的教练。加之我又掌握了一套慑人心法——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做派，因此受到部分学生狂热的。一些学生下课围着我不愿我走，一如当年德国人的狂热。高考之后，新升入高三的学生家长组成了请愿团，向校长要求请我留任高三数学，虽然没佩戴袖标，没有嗨希，但举出了小旗儿，喊出了口号。家长坚决反对我按惯例轮回到高一，我留任了，开了许多年学校教学的先例。我的非人教学法——主要是题海战术和目空一切，使我第一年教毕业班就成绩斐然。我的理论是:如果我们不在平时
垮自己，怎么可能在如库尔斯克战役般殊死一搏的高考战场上取得铁血的决定胜利？我培训（绝不是培养）的是能
过来的那些人——结果很多人都过来了，让我十分惊异。
我在中学待了5年，最后两年我的学生连续两届成为全市高考数学状元（当然，毫无疑问，两位状元都对我毫无
，其中一个后来跳了楼，一个成为著名的食堂纵火犯）。如果说一届如此成功是偶然的，那么连续两届显然不是偶然的有人把我的成功归结为我的手杖，说我的手杖是“数学魔杖”——那时人们对我已非常尊敬，只要提到我就肃然起敬。人们不再指出我的踮脚儿，而是以“手杖”所指——人们甚至学会了隐喻。许多与教育有关的报纸采访我，还有电视台。我手执权杖，
怀鲜花（报纸可以做证），尖声尖气地回答记者。我是个瘸子，没别的原因，我就是这样回答记者的。我的荣誉达到了顶峰，但也不过如此。也就是那一年，我丢掉了数学手杖，退出了教师职业，在中学数学讲坛上彻底消失了。
三我在家闲置，玩俄罗斯方块，用直勾在大鱼缸里钓小金鱼儿，做化学试验，烧制各种颜的水，研究高斯和阿基米德、弯曲空间和圆的度量、托勒密的公设与循环理论误区、祖率、肯特以及欧几里德和帕提米亚；谢绝一切学校或家长邀请。外出旅行，乘火车、飞机、轮船、长途大巴，进入人山人海或人迹罕至的旅游点。骑马、骑驴、骑骆驼、骑骡子，买各种纪念品和小玩艺儿，吃棉花糖。还打电子靶，很快掌握了要领，回回都是靶心，无论走到哪儿都是靶心。做了手脚的电子
我可以调好，照样命中靶心。我把一个业主打急了，然后到下一个，下一个业主也急了，再到下一个，常常整条街都被我打急了。我不能再打靶了，就玩套圈。套圈也一样，圈无虚发，套了一大堆用品，烟、打火机、酒、剃须刀、小电视、小火车，甚至于人民币——到哪儿我都带来灾难的后果。在神农架，打和套圈的小贩们最终联合起来对付我。我像过街老鼠两头挨堵，险些被小贩们扔进野人；我获得的奖品被哄抢，身上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幸好那天遇到一支归途中的野人考察队才得以获救。
那支野考队是一支胜利之师。因为首次抓获了野人，特别申请了森林警车开道，顺便也将我从小贩的围堵中拯救出来。队员中有我过去的一名女学生，我已不认识她，她说她也姓苏，叫苏未未，我几乎记不起来她，但一旦想起来，过去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在小贩们联合起来的推推搡搡中，我的女学生发现了她当年的苏明老师。警察驱散了小贩，我认为应把他们抓起来，但我的女学生说这次考察收获重大，野人在押，叫我不要多生枝节，以免发生不测。我的女学生在考察队中似乎颇有地位，是考察队长的怀中人，这一点我一上车就发现了。考察队已发了外电，尚未对国内媒体公布消息，怕沿途引起难以预料的
，因此一路保密。考察队要在房县做短暂逗留，然后将夜兼程赶往首都北京。车队到房县我就可以使用银行卡了，因此我的随队旅行不过几个小时，这是考察队长还有我的女学生与我达成的三方协议，这对我已是格外开恩了。我和我的女学生、考察队长坐在指挥车里，前面是森林警车，后面是蒙着毡布载有野人的专用卡车，再后面是补给车。车队浩浩
，前后都有警车啸叫。我觉得自己真是威风凛凛，要不是野人在押，我相信他们会抓起那些小贩，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我没有机会一睹野人的芳容，一进县城就得滚蛋。我的女学生说卡车里的野人十分暴躁，幸亏事先预备了铁笼子，不然就得5个人按着野人，一刻也不能松懈。铁笼子早在60年代野考队成立之初就已铸好，无数次的考察，一代一代人的考察，里面装过白熊、白麂、白苏门羚、白猴，还从来没装过野人。会不会是狒狒呢？有的狒狒很像人的。不可能，我的女学生苏未未大声说，以前他们抓到过狒狒，这次是直立行走的，绝对是野人！看来直立行走是他们这次收获的主要标志，是的，这是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我仍心存疑惑。我对野人完全不了解，不是我不相信有野人，我担心不是。我完全是好意，结果惹得野考队队长十分不悦，我的娇小的女学生也因此表出嫌恶我的样子，再也不正眼看我。
两个小时后，车队快要抵达房县，严格地说还没到县城，只是公路上出现了房县的
通标志牌，我便被请下了车。我的女学生偎在队长怀里睡着了或者干脆就是装睡，而队长对我毫不客气。队长打开了车门，虽没一脚将我踢下去，但我尚未站稳车就疯牛似的开走了。我长途步行了差不多30华里才到县城。我的踮脚儿完全不适合公路上的长征，虽然只有30华里，但走到县城时我差不多已是一个真正的瘸子。
考察队早已启程，我不可能找到他们，也不可能一睹野人的真容。我在银行取了钱，掉头又上了一辆长途车，重返神农架。这次我既不打也不套圈，径直上了神农顶。在海拔3000米高度的神农顶上，我眺望了3个多小时茫茫神农架林海，一动不动。我在想野人，想女人，想我娇小丰的女学生，想野考队长。我慢慢地回忆起我的女学生，她数学好像不错，但是大学上了生物系，这点有点像我。我对学生考到哪里从不关心，对女生也从不兴趣，或者对整个女都没兴趣，但是我对苏未未还是有点特别印象的。这印象主要来自我的邻居的一只猫，那只猫黑，静，一动不动，但并不怕人，你在各个角度都觉它在盯着你。苏未未也有这个特点，一度我常常把苏未未和我邻居的猫混淆，它好像也在各个角度盯着我。学校里有一些苏未未的传说，比如她很小就被氓强暴过，甚至被某个长辈怎么样过，但我从不相信，我认为那是男生对女生的想像。事实上我曾天真地想，如果将来我有女人就该是猫一样的女人。我已三十岁出头，不知女人为何物，甚至于从未触摸过邻居的猫，我怕它隐藏的爪子——它怎么可能被强
呢？但是这次苏未未真让我失望，她那样安静地偎在脏兮兮的野考队队长身上让我很不自在。野考队队长尽管十分健壮，但总有50岁了，也许还不止50岁，他占有着我如此年轻似乎从不使用爪子的女学生；她的
房那么富有弹，就那样放肆地贴在野考队队长身上。显然，可以想像，长达两个月的野考，我的女学生怎样委身于这个老家伙，我能闻到她身上的他那种不再年轻但仍然旺盛的味道。这味道就如同老年大学厕所的味道，黏稠、厚味，是让任何一个碌碌无为的年轻人愤怒的味道。
四我厌倦了旅行，继续在家钓鱼，玩俄罗斯方块，忙生病的下体，关注野人的消息，继续研究数论、函数、弯曲空间和抛物线，不停地买影碟、看影碟。我收集某一类碟，如恐怖、悬疑、凶杀，像《去年在马伦巴》、《小旅馆》、《后窗》、《西北偏北》、《德华大夫》、《夜午凶铃》、《三十九级台阶》，这都是我喜的。我不喜历史或战争电影，特别是二战电影，见到希特勒大呼小叫我就浑身
筋儿，尽管有人说我的声音像给元首配音的李扬。我也不喜喜剧，包括卓别林的喜剧。我甚至于可以说厌烦卓氏的喜剧，他把一种残疾表现得如此
漫、同情、忧伤，我认为与生活不符。
我不是说我在卓别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没那么严重，我是觉得卓氏太小资了，比起希区柯克，卓氏差不多就是一个小丑。恐怖与理，如同数学的严酷一样，是我所欣赏的。我认为这两点是世界存在的基础，卓别林算什么呢？卓别林只是小情小调，哗众取宠，没任何科学基础。我这些观点是我在研究数论时产生的，我看的碟同我的数学并不矛盾，甚至于相映成趣。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开始寻思总得找点营生养活自己。这一点我倒也什么时候都不用犯愁。什么时候我想再去教书，只要给任何一所中学打个电话就可重返教坛。我的屉里放着不下十几所中学的邀请函。但我不想重返中学。我想到了私塾，我认为私塾的方式对我更好一点。这方面我的机会太多了。自从我金盆洗手后，找我补习高考数学的家长一直络绎不绝。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的住址和电话。我一直拒不开门，把电话拔了，但即使这样在我出门时也常常有人一下从角落里突然蹿出来，拉着我的衣角不放，让我救救她的孩子。我云游期间访问者将条子贴了我的房门，我的房门几乎成了公共广告栏。如果我不定期清除，就算全市清除牛皮癣小广告也清除不了我门上的纸条。门上纸条一层落一层，有的用糨糊，有的用胶条，有的写得声情并茂，有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的许以重金。我觉得这已不是求贤若渴，倒像是求神拜佛。
我决定开设私塾，招收几个学生，但是绝不再教女学生。什么时候想起那个野考队队长和娇小的女学生，我就不太平静。那次神农架之旅让我似乎懂得了什么是情，我破天荒在宾馆开始胡接受情。我的第一次情使我既是一个失贞者，同时又是个嫖客，这使我的身心了套。不，不，现在我刚刚修复了身体，我不再教女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