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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田芳一封信。她隻字不提她幾次趕到牛王砭小學來批判我的事，既不解釋這種舉動的真實動機，也不詢問後來產生的效果，純粹是對於我的那封惡毒地罵她的信的答覆。
她在信中説，如果不是信的末尾附着我的名字，她會百分之百地判斷成劉建國寫的呢！在她拒絕了劉建國的求愛信以後，劉建國就説過一句類似的話。狐狸吃不着葡萄，就説葡萄是酸的，甚至説葡萄的祖宗更酸。她不計較我，是因為她認為那惡毒的信並非我的真心…
我實在忍受不了這種
情的折磨。我應該立即奔到她的面前，跪下，説明我的真心，讓她
我，打我。我抓着信紙，貼在臉上，像貼着她的手，飲泣不止。我
夠了眼淚，冷靜一點之後，我就給她寫回信了。
我寫道，我仍然堅持前信的看法，解釋也沒用。而且宣佈，從今往後，我再也不寫回信，不看來信，接到即投之以拒；我再不和她見面，一切都到此為止…
不要罵我心硬吧！我成了什麼人？簡直不是人了呀！我怎麼能牽連着她跟着我受苦？只有用最冷酷的斧頭砍斷倆人的紐帶，除此無法使她和我的心分開。我只能這樣做。
她又來過幾封信，我咬着牙扔進燒水的爐膛裏，連拆也不拆開。她後來又找我兩次，我仍是從後窗逃避了…我相信我的舉動是為着她好。
她到牛王砭小學來批判我的行動，完全撕開了我和劉建國之間的那一層老同學的關係。即使我當了右派，劉建國表面上仍然是關心我的，他説，要不是他關照，我不會定為“中右”早該定成右派，發落到農場去勞改了。他説，他並不在意我當眾説他“好大喜功”的話，只是我的話説得不是時候，在右派猖狂向
進攻的時候，我的話正投合了右派的需要，
質上就變成右派反黨大合唱的一個音符了，並不是對他劉建國本人的威信有何傷害…我最初相信這些話，也相信劉建國，即使我當了右派，我也相信他説的主要是在非常的背景下説了不合適的話、現在，自從田芳來過幾次以後，劉建國再也不對我説什麼了，他冷着面孔在院子裏喊:“怎麼搞的？院子髒成這樣？”那無疑是在大庭廣眾中譴責我沒有盡到掃地的義務。
他對我給他每天送水再也不覺得不好意思，甚至連頭也不從報紙上抬起來。
每月一次的改造彙報，他都親自主持，在全體教師面前，我把自己罵一通，讓教師們再批判。儘管我覺得那些污水髒物是自己吐到自個臉上的，教師中有幾位總是還嫌我吐得少。劉建國過去還要肯定我一點進步，越到後來，反倒一丁點兒也不肯定了，總是強調我思想深處的東西，尚沒有觸動。我已經從記不清多少次的改造檢查中得出一個結論，真誠的檢討和應付差事的檢討得到的實際效果是一樣的。你真誠地批判自己，他説你沒有“觸動思想
子”；你應付差事地亂罵自己一通，他照樣説你沒有“觸動思想深處的骯髒東西”我索不再傷腦筋了，居然也能做到面對眾人檢討時“臉不改
心不跳”了。
我燒水，打鈴，掃地，打掃廁所，替炊事員楊師傅燒火，擇菜，洗鍋涮碗。我與任何人也不主動説話，而當別人問我一句話時，我竟然到一種榮幸，似乎我的身價也提高了。久而久之，我完全接受了“右派”的既成事實，自己也沒有一絲信心把自己當人看了。過去，有的學生罵我一聲“右派”我心裏忐忑一下，現在已經於心不驚了，甚至莫名其妙地對喊着“右派”的學生笑一笑，討好似的笑一笑。
和我接觸得最多的是炊事員楊師傅。本來，幫他添煤看火，洗鍋涮碗，是我為了表示改造的誠意而主動承擔的額外的事，時
一長，他倒把我當成半個炊事員了。活兒稍一緊，他就叫我，甚至罵罵咧咧地在院子裏喊:“徐慎行，你狗的鑽到老鼠窟窿去了嗎？火滅誾咧！”或者是:“徐右派！沒水咧！你不絞水，撓誾去啦嗎？”我一聽見他的喊聲，就去燒火，就去井台上絞水。我也不惱，也不説明我正在忙着其它活兒，好像我真的躲到老鼠
裏偷閒，或者是在做下的事——撓誾去了。
他也有對我好的時候，那往往是他受了校長的批評的時候，就會對我十分誠懇，把兩倍於定量的飯菜
到我面前，賭氣地説:“吃！不吃白不吃！你不吃，指望劉建國那個雜種説你的好話嗎？妄想！甭那麼不顧死活地幹！你指望劉建國給你説好話，摘帽子嗎？妄想！那個雜種沒有人的心肝！狼心狗肺！你怕他，我不怕他…”他有時對我又十分惡劣，那往往是他受了劉校長表揚的時候，就會對我瞪起三稜子眼睛:“你狗的一天磨磨蹭蹭的，不好好改造，你死到陰司也不是個好鬼！人家劉校長跟你是同班同學，瞧人家而今在啥位位上敬着？你而今在啥兒裏蜷着？共產黨是人民的大救星，你敢反黨，真沒看出，你後腦勺上長了一反骨…”然而更多的是他既沒受到劉建國的批評也沒受到表揚的時間，他就一邊
着麪糰，一邊斜着眼兒，説着損我的話。他一個人做飯，許是太寂寞；教師們一般不屑於和他有過多的
往，沒有共同的語言；他於是就把我當做開心的對象:“徐慎行，聽説你的本事很大的咧！能寫能畫，吹拉彈唱，是個全才咧！聽説你能倒背《論語》，學問深沉咧！你沒事幹了，撓撓誾去嘛！怎麼就要長嘴長舌地提意見？這下倒好！放着人民教師的位位不能坐，跟我這號下苦人燒鍋燎灶，侍候人家。本來該着我這號受苦人侍候你哩！”他有時又顯出很下的樣子:“你這傢伙豔福不小哩！那個裝模作樣來批判你的女先生，長得多疼人哪！聽説你跟她唸書時，‘咕咚’在一搭？嗨！你説實話，你跟她×來沒有！哈呵！甭臉紅哇！只要摸她一把
，死了也值了！”我要是不能忍受而身走掉，他就會大喊大叫:“這賊驢的右派又鑽到哪達去了？不看看火都滅咧！真是頑固…”我索不説話。無論他罵，他損，我都權當是狗放
。我最怯火的，是他到劉校長面前對我的揭發。劉校長經常通過他了解我的言行。禍從口出，我記下了這個千古名言。時一長，我甚至能對着他罵我損我的臉孔傻傻地笑笑，討好地笑笑。
我的
子的變化更富於戲劇。
我自那年暑假成了右派，就沒有回家去過。我怕見父親，怕見楊徐村的父老兄弟，尤其怕見我的子淑娥。我不知該怎麼辦，和田芳斷絕了，我更願意孤身獨處，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最難處理的關係是她。離婚吧，我正是政治上遭難的時候；回去與她湊和着過吧，我心裏覺得自己太下賤了，連個人味兒也沒有了。
寒假裏，我沒處去了，想在學校待著，劉建國安排了輪護校的人員，居然沒有我，更不容許我整個一個假期都呆在學校了。他不放心我，怕我縱火或爆炸吧？我在寒冷的臘月裏，回到了有點陌生的家鄉楊徐村。
村子裏的臨着街巷的牆壁上，有用白灰刷寫的大幅標語:“社會主義好”
“保衞社會主義江山，反擊右派進攻。”我幾乎再不敢東張西望，低着頭進了自己的門樓。
我踏進院子，聽見小灶房裏有啪噠啪噠的風箱聲。我的子淑娥大約聽見腳步響，從小灶房裏探出來，看見我，站直了身子，問:“你找誰？”她裝作不認識我了。我也不知該怎麼對付這種局面，避開她的惡恨的眼光，徑直往裏走。
“噢！這是有名有望的徐老先生的好兒子呀！我這笨人笨眼，倒認不得了！”她在灶房門口拍打着手，拍打着膝蓋，大噓小嘆，挪揄着説“聽説你幹闊了，從左派升成右派了！真氣魄呀！給徐家爭下光了！”我的心像是給紮了一錐子，疼得幾乎窒息了。我走進自己的住房，癱瘓似地跌坐在椅子上，腦子裏麻木了。
她又趕進房裏來，手
在
裏，站在門口，嘲
地撇着厚厚的嘴
:“你怎麼一個人回來了？你的白
女呢？那個野婆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