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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故居在一個緊靠教堂的路口，與從前見過的老照片完全一樣。我進門慢慢轉了一圈，出來後在教堂門口的石階上坐了很久。這地方今天看起來仍然覺得有點氣悶，房子與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而教堂又與房子很不和諧。我開始揣摩那位清瘦懮鬱、深眼高鼻的保險公司職員站在這兒時的目光，誰知一揣摩便
悶氣
，真奇怪遙遠的閲讀記憶有如此強烈的功效。何處是小職員變成甲蟲後藏匿的房間何處是明知無罪卻逃避不掉的法庭何處是終生嚮往而不得進入的城堡卡夫卡所在的猶太人羣落在當時既受奧匈帝國中排猶情緒的打擊，又受捷克民族主義思
的憎惡，兩頭受壓。在這種氣氛中，父親的緊張和
暴又近距離地讓他
受到了一種沒有任何逃遁之路的生存困境，而這種生存困境的擴大恰恰是人類的共同處境。
他開始悄悄寫作，連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瞞了好幾年。四十歲去世時留給布洛德的遺囑中説:『請將我遺留下來的一切
記、手稿、書信、速寫等等毫無保留地統統燒掉。”幸好，布洛德沒有忠實地執行這個遺囑。
卡夫卡死在維也納大學醫院，屍體立即被運回布拉格。當時人們還不清楚，運回來的是一位可以與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相提並論的劃時代作家，布拉格已經擁有了世界級的文化重量。
與卡夫卡同時，布拉格還擁有了哈謝克的《好兵帥克》，我和夥伴們到那個紀念他的小酒館暢飲了一個晚上。想想二十世紀前期的布拉格真是豐厚，只怕卡夫卡過於陰鬱，隨手描出一個胖墩墩、樂呵呵的帥克在邊上陪着。
其實卡夫卡和哈謝克是幾乎同時出生又同時去世的，他們有一種缺一不可的互補關係:卡夫卡以認真的變形來受荒謬，哈謝克以佯傻的幽默來搞亂荒謬。這樣一個互補結構出現於同一座城市已經夠讓國際思想界和文化界羨慕的了，但是幾十年後居然有人提出，意義還不止於此，這人就是米蘭·昆德拉。
昆德拉説，卡夫卡和哈謝克帶領我們看到的荒謬，不是來自傳統，不是來自理
，也不是來自內心，而是來自身外的歷史，因此這是一種無法控制、無法預測、無法理解、無法逃
的荒謬，可稱之為“終極荒謬”它不僅屬於布拉格，而且也屬於全人類。
現在誰都知道，説這番話的米蘭·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級的小説大師，他連接了卡夫卡和哈謝克之後的文學纜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為世界文學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標。米蘭·昆德拉一言難盡，我曾從中國學者李平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法國人對他小説的一個概括，説是“對存在的詩意的沈思”覺得比較帖切。昆德拉一直為布拉格的文學地位而驕傲，但在“布拉格之
”被鎮壓後著作被
，他只好移居法國，驕傲也就轉化成悲哀。
時至今，昆德拉對布拉格更應該刮目相看，可惜他年歲已大，不便再度遷移。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響，是讓一位作家登上了總統高位。任總統而有點文才的人在國際間比比皆是，而哈維爾總統卻是一位真正高水準的作家。當年剛剛選上時真替他捏一把汗，現在十多年過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穩、自然，很有威望。更難得的是，他因頂峯體驗而加深了有關人類生存意義的思考，成了一個更具哲學重量的作家總統。讀着他近幾年發表的論著，恍然覺得那位一直唸叨着“生存還是死亡”的哈姆萊特，終於繼承了王位。
我在總統府的院子裏繞來繞去，心想這是布拉格從卡夫卡開始的文化傳奇的最近一章。對於人類的生存處境，卡夫卡構建了冷酷的寓言，昆德拉提供了斑斕的象徵，而哈維爾則投入了政治的實驗，三者都達到了旁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布拉格真讓人嫉妒。
但相比之下，我讀卡夫卡和昆德拉較多，對擔任總統後的哈維爾卻瞭解太少，因此以後幾天不再出門，只在旅館裏讀他的文章。隨手記下一些大意，以免遺忘———他説，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麼是健康，承認人生有許多虛假意義的人，更能尋找人生的信念。傳統的樂觀主義虛設了很多“意義的島嶼”引誘人熱情澎湃，而轉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淵。哲人的興趣不應該僅僅在島嶼，而是要看這些島嶼是否連結着海底山脈。這個“海底山脈”就是在摒棄虛假意義之後的信念，真正的信念並不憧憬勝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種事情都有自己的意義，從而產生責任。責任，是一個人身份的基點。
他説，狂熱盲目使真理蒙塵，使生活簡單，自以為要解救苦難，實際上是增加了苦難，但等到發現往往為時已晚。世間很多政治災禍，都與此有關。
他説，既然由他來從政，就要從
神層面和道德層面來看待政治，爭取人的迴歸。一個表現平靜的社會很可能以善惡的混淆為背景，一種嚴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神的麻木為代價。要防止這一切，前提是反抗謊言，因為謊言是一切
惡的共同基礎。政治陰謀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勵人們真實地生活，自由地表達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負責、誠懇、寬容。
他説，社會改革的最終成果是人格的變化。不改革，一個人就不想不斷地自我超越，生命必須僵滯；不開放，一個人就不想不斷地開拓空間，生命越縮越小，成天膠着於狹窄的人事糾紛。當權者如果停止社會改革，其結果是對羣體人格的閹割。
他説，一切不幸的遺產都與我們有關，我們不能超拔歷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們曾經習慣於口是心非，習慣於互相嫉妒，習慣於自私自利，對於人類的互愛、友誼、憐憫、寬容，我們雖然也曾高喊，卻失落了它們本身的深度。但是，我們又應相信，在這些道德病症的背後，又藴藏着巨大的人潛能。只要把這些潛能喚醒，我們就能重新獲得自尊。
他説，那些國際間的危險力量未必是我們的主要敵人，那些曾給我們帶來過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我們自己的惡習:自私、嫉妒、互損、空虛。這一切已侵蝕到我們的大眾傳媒，它們一味鼓動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門的劫掠、政治上的誹謗、誣陷也與此有關。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呼喚社會上巨大而又沈睡着的善意。
他説，文化從低層次而言，包括全部常生活方面，從高層次而言，包括人們的教養和素質，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與文化有關。一個國家的公民在文化教養和舉止習慣上的衰退，比大規模的經濟衰退更讓人震驚。
他説，知識分子比別人有更廣泛的思考背景，由此產生更普遍的責任。這固然不錯，但這種情況也可能產生反面效果。有些知識分子自以為參透了世界的奧秘，把握了人間的真理，便企圖框範天下，指責萬象，結果製造恐怖，甚至謀求獨裁，歷史上很多醜惡的獨裁者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這樣的知識分子現在要掌握大權已有困難，但一直在發出
人的呼叫，或以不斷的騷擾企圖引起人們注意，我們應該提防他們，拒絕他們。與他們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識分子總是寬容而虛心，他們承認世界的神秘本質，深自己的渺小無知，卻又秉承人類的良心，關注着社會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們能使世界更美好…哈維爾因此也説到自己，他説自己作為總統實在有太多的缺點，只有一個優點，那就是沒有權力慾望。正是這一點，使一切有了轉機，使全部缺點不會轉化為醜惡。
看來，他十年來在具體的權力事務上還是比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這些思考。但這些思考畢竟與他過去習慣的探討生命的本質、荒誕的意義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從那個形而上的層面走向了社會現實，對此他並不後悔。
問了很多捷克朋友，他們對於選擇哈維爾，也不後悔。他們説，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徵，但他居然沒有僵持在象徵中，讓捷克人時時享受來自權力頂峯的美麗思想和美麗語言，又經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館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問他的缺點，有的捷克朋友説，文人當政，可能太軟弱，該強硬的時候不夠強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説他當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議他厲害一點，甚至具體地提醒他不妨偶爾拍拍桌子，哈維爾回答説:“捷克需要的不是強硬，而是教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