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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這種聚會也有
病。
在
納-馬恩省河畔，聚會得最緊密的地方，大概要數盧浮宮博物館了吧，我已去過多次，每次總想，這種超大規模的聚會，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對保管也許是好事，對展現則未必；對觀眾也許是好事，對作品則未必；對幾件罕世珍品也許是好事，對其他作品則未必。
這雖然是説博物館，卻有廣泛的象徵意義，不妨多説幾句。
盧浮宮有展品四十萬件，
都是
品傑作，否則進不了這個世界頂級博物館的高門坎。但是，各國遊客中的大多數，到這裏主要是看三個女人:維納斯、蒙娜莉薩、勝利女神。宮內很多路口，也專為她們標明瞭所在方位，以免萬里而來，眼花繚亂，未見主角。
這並不錯，卻對四十萬件其它傑作產生很大的不公平。維納斯站在一條長廊深處，一排排其它傑作幾乎成了她的儀仗；蒙娜莉薩在一個展室裏貼壁而笑，有透明罩蓋衞護，又站着警衞，室內還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傑作，也都上得了美術史，此刻也都收編為她的警衞。
像維納斯、蒙娜莉薩這樣的作品確實有一種特殊的光芒，能把周圍的一切全然罩住。周圍的那些作品，如果單獨出現在某個地方，不知有多少人圍轉沈
，
連忘返，但擠到了這兒，即便再細心的參觀者也只能在離開前匆匆投注一個禮貌而抱歉的目光。
勝利女神的殘雕也算是備受尊崇了，雄踞在一個樓梯的平台上，但從她所展現的沖天氣勢，這個地方仍然太小。可見，連主角也受到了委屈。
藝術家已死，他們的作品還活着，而且活到了盧浮宮，這是他們的成功，但他們無法想象，那麼多傑作活在一起，相當於幾千年來無數個歷史名人全都活着，擠在一個屋頂下爭奇鬥豔、
槍舌劍，如何了得。
由此我想，這種超大規模的聚會得不償失。當年世界各地兵荒馬亂，由一些大型博物館來收藏散的文物也算是一件好事；這事又與戰爭的目的、國家的強弱連在一起，例如拿破崙打到意大利後把很多文物搬到了巴黎，引起意大利人最深刻的痛苦，這又成了一件壞事。時至今
，這些好事和壞事都失去了依據。很多地方有能力保存自己的文物了，那又何必以高度集中的方式來表達某種早已過時的權力象徵記得去西班牙、葡萄牙一些不大的古城，為了參觀據説是全城最珍貴的文物，我們轉彎抹角地辛苦尋找，最後見到了，才發現是三作品。為什麼不讓這些城市重新擁有幾件現在被徵集到國家博物館裏的一些真正傑作呢當那些傑作離開了這些城市，城市失去了靈魂，傑作也失去了空間，兩敗俱傷。這事在我們中國也值得注意，與其集中收藏不如分散收藏，讓中華大地處處都有東西可看，而不是隻在某個大型博物館裏看得頭昏目眩、
痠背疼。
文物是如此，別的也是如此。超大規模的高濃度聚集，一般總是弊多利少，不宜輕試。
五盧浮宮已經如此讓人無奈，其實它只是納-馬恩省河畔的一個建築而已，跨出門來，面對的是更大規模的聚會。任何人的力都非常有限，該如何消受即便聚會到這種程度，也還有缺失，而且是重要缺失。
那就是，熱鬧的巴黎，不容易找到十八世紀。
凡爾賽宮竣工於一六八九年，路易十四把王宮遷到凡爾賽宮後，盧浮宮的建造工程也隨即停止，也就是説，這兩個宮苑都屬於十七世紀。後來拿破崙下令擴建盧浮宮，則是十九世紀的事了。
凱旋門和埃菲爾鐵塔都建於十九世紀。協和廣場倒是與十八世紀有關，但它的定型在十九世紀，尤其是作為廣場主要標誌的埃及方尖碑，是一八三一年從盧克索搬來的。
巴黎聖母院早在十四世紀就造成了，後來有過兩次大整修，一次是十七世紀，一次是十九世紀，都避過了十八世紀。
於是，我們走在失去了十八世紀的巴黎。
問題的嚴重
在於，法國的最高榮譽理應屬於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像是滔滔
，十七世紀是它的左岸，十九世紀是它的右岸。左岸上，路易十四窮奢極侈，大興土木，都留下來了；右岸上，經十八世紀的衝擊而巍然成型的土地上站立起一個拿破崙，也留下了種種遺蹟。結果，難於尋找的恰恰是本身。轟鳴聲早已遠去，河牀上一片空寂。
這個找不到的，就是啓蒙運動。
路易十四一死，原先積聚在專制王權下沉默的理力量開始釋放。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魯索相繼發言，法國的注意力漸漸向他們集中，歐洲的注意力漸漸向法國集中。終於，等來了一七八九年八月的那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與康德、黑格爾這樣的德國哲學家相比，法國哲學家缺少體系化的嚴謹，甚至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但他們更直接地面對社會現實，更切身地投入歷史過程，更有效地呼喚廣大民眾，於是隨之而來也就承擔更大的名聲，遭受更多的麻煩，經歷更險的風
。他們以人類的進步為信仰，以科學理為武器，切切實實地開拓社會正義和自由寬容的空間，反對特權、矇昧、
信，真可謂振聾發聵，深入人心。
他們不是由理而走向
象思辯，而是走向全社會的思維規範和行為規範的制訂。就學術文化而言，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他們首先選擇了道義責任。正因為如此，法國的學術文化有一種令人陶醉的體温。
體温無形無質，卻復甦了一個時代；體温無法在納-馬恩省河邊留下建築、大道、碑石，卻改變了在那裏連的所有法國人的笑容、眼光和步態。
這也可以説，恰恰是最重要的東西，沒有凝聚，也無法凝聚。
我們這次旅行，就是為了尋找景物背後這種沒有凝聚成實體的神。這也是我以前在國內旅行時的目標，整整十五年，邊走邊伸手探摸，常常大喜過望，因為我觸摸到了遠處傳來的體温，正像黑格爾所説的那樣，在灰燼堆中摸到了歷史遠處的餘温。
這裏所説的『遠處”很可能是指時間，也可能是指空間。從空間“遠處”傳到中國來的體温，幾乎有一半來自法國，來自巴黎。
既然巴黎的體温已經迢迢萬里通達中國，它又怎麼在乎在納-馬恩省壩畔冰冷的石頭建築羣中缺少造型但我們中國旅人心裏明白，最重要的恰恰是缺席者。
正也是:大象無形，大音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