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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敬起畏的哲學以權勢崇拜為基石的五千年傳統文化，使人與人之間，只有“起敬起畏”的
情，而很少“愛”的情。寫到這裏，準有人號曰:“我們有‘仁’呀！”提到“仁”話就得分兩方面説，一方面是，有“仁”固然有“仁”但也只是書上有“仁”行為上“仁”的成分實在稀薄，所以我們動不動就拉出來亮相的“仁”只能在書上找，很難在行為上找。另一方面“仁”似乎並不是“愛”
“愛”也似乎並不是“仁”
“仁”是當權派對小民的一種憐恤和同情，乃施捨的焉，賜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兒園教習對小孩子的焉。事實上是，人與人之間充滿了“恭敬”和“恐懼”有些是由敬生懼，像孩子對父親。有些是由懼生敬，像娼
對嫖客，像大臣對皇帝，像小民對官吏，像囚犯對獄吏。君不見朱全忠先生當了皇帝后大宴羣臣的節目乎，他哥哥朱昱先生罵曰:“老三，你這樣造反，不怕滅族呀？”
得不歡而散，史書上立刻稱讚他哥哥是大大的忠臣，其實他哥哥只是恐懼“滅族”而已。正史上這種節目多的是，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剔除了恐懼的成分，剩下的情，就不堪聞問矣。《紅樓夢》上，賈寶玉先生對林黛玉女士曰:“我心裏除了俺祖母、俺爹、俺娘外，就只有你啦。”我老人家一直疑心這話的真實
，説賈寶玉先生愛他的祖母，愛他的娘，一點不假，如果説他也愛他爹，恐怕問題重重。全書中就是用顯微鏡找，恐怕都找不出一星點愛老爹的跡象，而全是恐懼。一聽爸爸叫他，就如同五雷轟頂，一個孩子對父親竟是這種情，在潛意識裏，他恐怕巴不得老頭早死。
起敬起畏的哲學使皇帝和臣民之間，官吏與小民之間的距離，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嚴真要:“升到三十三天堂，為玉皇大帝蓋瓦。”臣民的自卑，也真要:“死至十八層地獄，替閻王老爺挖煤。”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的，也是中國必然要倒黴的一種氣質。
缺少敢講敢想的靈不知道哪個傢伙，大概是被稱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發明了宦官這門學問。男人雖是男人，生殖器卻是割掉了的，該一類朋友，有男人的用場，而沒有男人的危險，真是絕大的貢獻。故當皇帝的一直樂此不疲。嗚呼“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義。可是這種割掉生殖器的宮廷制度，五千年來，包括所謂聖人朱熹先生和王陽明先生在內，卻沒有一個人覺得它不對勁，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國聖人之多，道貌岸然之眾，又專門喜歡責人無已時，而對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竟視若無睹，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雖然有人覺得不對勁，但因該事和皇帝的綠帽有關，便不得不閉口不言。如果皇帝聽了他的建議，廢除宦官，找一批年輕力壯的小夥子代他看守美女如雲，恐怕綠帽繽紛，殺氣四起，屆時真的服巴拉松了斷。歷史上任何一個吃冷豬
的朋友，雖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就只好假裝沒看見。
第二個原因是，五千年來，君焉臣焉，賢焉聖焉，都在渾渾噩噩混
子，可能
本沒有一個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中國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這種敢想敢講的靈。皇帝有權殺人，他就是“是”不要説割掉幾個男人生殖器沒啥了不起，就是殺掉千人萬人的腦袋，也理所當然。積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入骨，只要你給我官做，你幹啥我都贊成。
對事不對人托爾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個乞丐施捨，朋友告訴他，該乞丐不值得施捨，因他品格之壞，固聞名莫斯科者也。託先生曰:“我不是施捨給他那個人，我是施捨給人道。”嗚呼，我們對一個奄奄一息的乞丐施捨時，不能先去調查調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如果是甲等，就把掏出的一塊錢擲過去，如果是丁等，就把掏出的一塊錢重新裝回口袋。蓋這是人道問題，不是訓導主任打分數問題。
台北名鴇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殺，新聞轟動，遇救後在她的寓所招待記者，控訴非管區的警員和組長對她的騷擾。這一控訴出了麻煩，第一個嚴重的反應是警察局長，表示非取締她不可。古之時也“為政不得罪巨室”今之時也“開院不得罪警察”現在把三作牌的臉撕破，再想繼續下去，前途不卜可知。第二個嚴重的反應是，有兩位專欄作家在報上提出義正詞嚴的攻擊，主要的意思是:一個開院的竟敢堂堂皇皇地招待記者，成什麼話？
關於前者，對一個開院的名鴇，一直等到臉被抓破之後，才咆哮如雷，我們除了遺憾外，還有啥可説的，一説就説到紅包上，先生能吃得消？那麼，對於後者，也就是對於那些學問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盤可以寫方塊文章的袞袞聖崽，不得不請他們聽一聽托爾斯泰先生的言論。
何秀子女士當鴇兒是一回事，人權又是一回事，中國憲法是不是規定女不準招待記者？一個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準呻
，一呻就“成了什麼世界”？只有蒙古的征服者才把人分為四等十級“南人”最差，難道我們自己也將女劃成一個最低階層，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護？
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現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訊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腳點固站在這個觀念上。一個人犯了法，當然應該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認為他不是東西，走上去拳打腳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還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塊錢，還有人格呀？還敢亂叫呀！”這應是吃人的野蠻部落的事，而不應是現代化中國的事。
福祿泰耳先生曰:“儘管我反對你所説的話，但我仍拼命為你爭取説話的自由。”而一些自命為民主的人士，卻用他們的大筆，封殺一個可憐女人的嘴，真使人如喪考妣。
只我例外民主政治的
義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準闖紅燈，我自己也不闖。大家都不準隨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贊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權。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壞它。可是這玩意一到了中國，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對闖紅燈，只是反對別人闖，我自己卻可以闖那麼一闖。我反對隨地吐痰，只是反對別人吐，我自己卻可以想怎麼吐就怎麼吐。我贊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卻不能跟別人平等。我贊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們遵守制度，我自己聰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種拘束。蓋我閣下如果不能例外，豈不有失面子，活着還有啥勁？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麼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釋為“麪皮”言其只顧外表一層，不管實際內容。有人解釋為“尊嚴”言其虛榮第一，實質第二。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經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種產品。因神衰弱，做賊心虛，所以處處必須用驕傲來彌補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怕不能佔便宜，所以才處處都要“只我例外”自私心人皆有之，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它是促進社會的原動力。但這種自私心一旦超過某種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間門口，等着斷氣。嗚呼，一個計劃也好，一個辦法也好，一個會議也好，一個決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參與謀事的傢伙第一個念頭就是:“俺可以在裏面有多少好處？”那就是説，俺可以多少錢？享多少權？少負多少責任？一字一句，一舉一動，都在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着屎臭球死也不放。
謀利有啥不對孫觀漢先生認為“舊觀念”和“醬缸”名異實同。先生想，它們似乎只是一部分相同，舊觀念中也有好的，在舊觀念下產生的行為，也有和月並明的。只有醬缸蛆觀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墮落的、惡毒的。
在“舊觀念”中，一直到今天，人們還瞧不起做生意，認為做正當生意賺錢是丟人的，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關。蓋我們的文化本來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卻被長期的封建政體和儒家學派聖人們，羣策羣力，連推帶打，活生生地
到醬缸裏。大家最初還嘰哇亂叫，後來醬成了醬缸蛆，不要説教啦，連哼的聲音都歸於沉寂。孟軻先生的學説便是“何必曰利，惟有仁義而已”的，這位不曰利的祖師爺，為千萬個醬缸蛆制下了仁義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楊梅大瘡，鼻子都爛塌啦，卻把面具一戴，喊曰:“都來看呀，俺好漂亮呀！”在表面鎮靜而心裏奇癢的狀態之下，儒家朋友對商人充滿了輕視、嫉妒、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
商”商當然多的是，但公務員中也有壞蛋，卻從沒有聽説過有“官”的（不過“贓官”一詞倒層出不窮）。夫商人以正當合法的手段賺了錢，吃得好一點，住得好一點，就有人眼紅。而“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卻他媽的高貴得不得了，人人蹺起大拇指稱讚他“有辦法”一位中國文化學院夜間部的學生，向先生談到他的教習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講課很受學生們的歡
，不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前他在該院這學期最後一節課時，曾對儒家的那種“正其誼不謀其利”學説，頭痛擊。傅先生鼓勵學生用正當合法的手段賺錢“謀利”不是一種恥辱，談錢談利也不是一種恥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種光榮。儒家那種口不言利，口不言錢，但心裏卻滿了錢和利的畸形觀念，必須糾正過來，社會民生，才能蒸蒸上。
那位學生轉述這段話時，對傅先生充滿了尊敬。先生聽這段話時，對傅先生也充滿了尊敬。蓋中國人心中那塊隱藏的私慾，必須取消，這塊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
“哀莫大於心死”嗚呼，心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之謂。也有一種現象不知道讀者老爺注意到沒有，中國人講仁義説道德的嗓門，可是天下嗓門中最高的，聰明才智和判斷力，也可是天下第一
的。問題是，千萬不能碰到心裏那塊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塊保留地，就立刻糊塗成一罐糨糊，什麼原則，什麼邏輯，都會女大十八變。
沉重的慨在中國社會上，俠義情
已被醬成了“管閒事”對之沒有一絲敬意，更沒有一絲愛意，而只有譏嘲和忌猜。或尊之為“傻子”或尊之為“好事之徒”成為千古以來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來最大的殷鑑。年輕人血氣方剛，可能考慮不到這些，即令考慮到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先生早已老巨猾，我豈能惹這種無聊的麻煩？這正是我老人家聰明之處，世人不可不知。蓋中國人最大的特點是聰明過度，中國社會正是由這種無數聰明過度組合而成。而聰明過度是吝嗇同情心的，這不能怪誰，同情心一豐富，就聰明不起來。
中國人同情心的貧乏，使狄仁華先生有沉重的慨，一團沸騰的靈被醬成一條麻木的醬缸蛆，要它活潑起來，恐怕非一時之工所可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