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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的記憶早已模糊,不過森先生留給我最強烈的印象…”貝特朗生於巴黎,年輕時來到本,已經在
本待了四十多年,所以
語非常
利。貝特朗的臉上佈滿七十歲老人該有的皺紋,清澈依舊的深藍
眼眸宛如陷於深邃的宇宙之中。他一邊遙想久違的過去,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打開了話匣子。
“森先生很熱衷法語,每個星期的一、三、四、五及週都會來上課。他很準時,從來沒有遲到。有一次,師團長設宴款待,但他還是照樣來我這裡上課,他的隨從很擔心,只好牽著馬來我這裡接他。”貝特朗
著菸草氣味芳醇的菸斗,娓娓敘述。
“除了他,來我這裡學法語的人還有很多,但只有森先生一個人學出了名堂,而且可以說出類拔萃。這當然也得益於他的德語造詣很高。他從單位下班後,總是先回家一趟,然後立刻趕過來。他會換上和服,叼著煙,說是散步過來的,這段距離,走路約需三十分鐘。”老先生以這段話作為開場白,接下來且想且述,耕作接連兩三天過去做了筆記。整理後拿給江南看,得到了很大的鼓勵。
“不錯的嘛!繼續這樣努力就對了,這一定是篇好作品。”江南的友情是照亮耕作終生的一盞明燈。
貝特朗當時曾開心地說他即將返回法國,但不久後便死於小倉。
6接著,耕作打算拜訪“安國寺先生”遺族。鷗外在短篇小說《兩個朋友》裡曾經提到安國寺先生。《獨身》裡這個人則化身為“安寧寺先生”打從我搬到小倉京町的這間房子,安國寺先生就天天來我這裡報到。每天我從單位下班,一進家門總會看到等著我的安國寺先生,他總是一直待到吃晚飯的時候。這期間,我會把德語版的哲學入門書籍翻譯過來讀給安國寺先生聽,安國寺先生也會講解哲學理論給我聽。
——《兩個朋友》鷗外回到東京後,這位安國寺先生難忍離別之苦,也追隨他來到東京。但那時的鷗外已不比鄉居時代,變得異常忙碌,只能請f君(後來的一高教授福間博)代為授課。然而f君卻從基礎開始教起,令安國寺先生苦不堪言。安國寺先生的學藝涵養足以達到引用佛經典故對鷗外講解唯實論,而鷗外當初也跳過德語的基本文法,打從一開始就直接把德語的哲學書籍逐字逐句譯為佛教用語,便於安國寺理解;f君卻堅持逐一分析文法,這種授課方式令安國寺無力招架。他雖有能理解深奧哲學的頭腦,卻已經一把年紀,面對需要機械式記憶的名詞、動詞詞尾變化規律只好無奈地投降,就此放棄德語。俄戰爭爆發後,鷗外前往滿洲期間,他以生病為由返鄉了。
我懷疑安國寺先生是被德語折磨才惹出這場病來的。一個面對複雜邏輯都可以輕易觸會貫通的聰明人,卻被機械式的文法規則困住,只是想象都令人同情,我不慨良多。
等我在滿洲過完年凱旋時,安國寺先生已經回到九州。在小倉附近的山中寺院當起了住持。
——《兩個朋友》安國寺先生的真名叫玉水俊虎。鷗外曾在大正四年(一九一五)的記中寫道——十月五
,接獲僧人俊虎之訃告,時任福岡縣企救郡西谷村護聖寺住持,致電弟子玉水俊麟弔唁。
死因是肺疾。
俊虎年輕時,景仰相州小田原最上寺的星見典海。夜刻苦勉學,正是那段過勞生活種下了病因。
俊虎無子嗣,護聖寺也不到數代就易手他人。
耕作去西古村公所詢問俊虎有無親人。村公所的答覆是這樣的:“俊虎師父的未亡人玉水秋氏至今仍健在,寄居於本村三嶽區片山宅。”鷗外所謂的“小倉附近的山中”其實距離小倉還有四里多路。前半程還有公車,再過去就得徒步上山。
耕作把裝有便當的包往肩上一扛,拎起水壺,穿著草鞋就出門了。阿藤很擔心,但他說聲“沒問題”就出發了。
下了公車後的山路崎嶇難行。特別是對從未步行超過一里的耕作來說,等於普通人走十多里路。他沿途不知停下來坐在路邊休息了多少次,走得上氣不接下氣,只能聳著肩大口息。
當時正值晚秋,滿山遍染楓紅,林中深處不時傳來伯勞鳥尖銳的啼鳴。秋陽下靜謐的山景別有一番在城市裡品嚐不到的味道,多少給狼狽的耕作帶來些許安。
三嶽區位於群山環繞的狹小盆地中,白牆紅瓦的家屋眾多,在北九州極為罕見。看來富裕人家不少,每棟房子都相當氣派雄偉,山腹處遙遙可見寺門的就是護聖寺。耕作覺得“安國寺先生”彷彿至今仍住在那個屋簷下,不佇立凝望了半晌。
打聽片山家的位置,原來就在護聖寺下方。等到耕作好不容易抵達,身後已經不知不覺聚集了一群好奇的村民,大家都覺得長相怪異又跛行的耕作很奇怪。
片山家的主人剛從田裡回來,正在院子前替牛卸下犁架,是個年約六十的老翁。他看到耕作也愣住了。耕作費了好一番工夫才讓此人明白他的來意,最後對方不懷好意地笑著說:“玉水秋是我姐,你找她幹嗎?”那種鄙夷的淺笑是看到耕作外貌後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