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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此享受，又十分隨意，這樣的茶館，誰不喜歡？
但，這還不是成都人愛進茶館的全部原因。
我總以為，成都人之所以愛進茶館，主要還因為在那裏可以大擺其“龍門陣”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國最愛説話的兩個族羣。有人説，只要是幹活溜嗖、説話噎人、背書不打奔兒、一坐下來就神聊海哨胡掄的，一準是北京人。至於那些既愛吃又愛説，説不耽誤吃，吃不耽誤説，走到哪兒就吃到哪兒説到哪兒的，則多半是成都人。反正不管北京人也好，成都人也好，都是一天不説話就沒法過
子的“話簍子”有趣的是，他們也都愛喝茶，而且獨鍾花茶。這也不奇怪。因為吹牛聊天，斷然少不了茶。沒有茶，説得口乾舌燥，興味便會大減，甚至聊不下去。有了茶，可就大不一樣茶既能解渴生津，又能健腦提神，一盞清茶下肚，頭腦也靈光了，舌頭也靈便了，那原本就説不完的話，也就更加滔滔不絕。
所以，北京和成都的茶館，在中國也就最有名。
然而奇怪的是，北京的茶館終於衰落了（這是讓許多熱愛老北京文化的人痛心疾首卻又無可奈何的事），而成都的茶館卻久盛不衰（這是讓許多鍾愛老成都文化的人竊喜慶幸卻又提心吊膽的事），這又是為什麼我想，也許就因為北京人和成都人雖然都愛説，但説什麼和怎麼説，不大一樣吧！怎麼個不一樣要而言之，大體上是北京人侃，成都人擺，北京人説大話，成都人説閒話。
侃，有三個意思:剛直、和悦、戲
。所謂“侃侃而談”就有剛直、和悦的意思；而所謂“調侃”則有戲的意思。這三種意思，在北京人所謂“侃大山”中都有，即理直氣壯、從容不迫和滑稽幽默。事實上，只有那些滿腹經綸、口若懸河而又風趣俏皮者，才有資格當“侃爺”；也只有那些高屋建領、滔滔不絕而又妙趣橫生笑料迭出者，才有資格叫“侃山”這其實也正是北京這座城市的
質所使然。北京是京城，是首都，北京的市民，也就差不多是半個政治家。政治家嘛，一要眼界高，居高臨下；二要城府深，沉得住氣；三要口才好，能言善辯。居高臨下，便理直氣壯；沉得住氣，便從容不迫；能言善辯，自然風趣幽默。有此氣勢、涵養和水平，當然連山也“侃”得倒，所以“侃大山”又叫“砍大山”可以這麼説，愚公移山，靠的是鋤頭；侃爺移山，靠的就是舌頭顯然，砍大山也好，侃大山也好，要緊的是一個“大”字，也就是要説“大話”
“話”怎樣才能“大”當然首先必須“話題”大，而最大的話題又莫過於政治。實際上，北京人所謂“侃大山”便多半圍繞着政治這個中心來進行，只不過態度也多半有些調侃罷了，比如“十億人民九億侃，還有一億在發展”之類的“段子”便最能體現“侃大山”的特徵。
這樣的話，當然並不一定非得到茶館去説不可。
事實上，北京茶館的漸次消亡，與北京説話的地兒越來越多不無關係。你想，現如今，北京有多少學會、協會，沙龍？有多少報告、講座、研討會？這些社團大多被北京人戲稱為“侃協”自然都是“侃大山”的好去處。運氣好一點，沒準還能到中央電視台“實話實説”或其他什麼節目的演播室裏，去當一名嘉賓或能
上一嘴的觀眾，那可比上茶館過癮多了，也比在茶館裏更能指點江山，
揚文字。況且，這些地方、場合，一般也都備有茶水，或能自帶茶水，而北京人對於茶水的質量和沏茶的方式又沒有那麼多的講究，不一定要“三件頭”或“鮮開水”自然也就並不一定非上茶館不可。再説了，茶館裏五湖四海三教九
，哪能保證一定會碰上“可侃”之人更何況，能侃善侃喜歡侃的北京人，是有本事把所有的地方都變成或視為茶館的。比如“的士”司機的茶館，就是他的小車。茶嘛，他自己隨身帶着；座兒，當然更不成問題；而上上下下往來不絕的乘客，便是他的聽眾和茶客，只是不供應茶水而已。
“鐵打的營盤水的兵”他這個小茶館裏，永遠都不愁沒有“山”可“砍”哪裏還用得着再上茶館？
成都人可就沒有那麼便當。他們的“侃協”永遠都設在茶館裏，也只能設在茶館裏。為什麼因為成都人不是“政治家”而是“小市民”並不像北京人那樣，自以為“一身系天下安危”可以“一言興邦”他們要説愛説的，是“閒話”而不是“大話”即便世界風雲、國家大事，也只是當作閒話來講，過過“嘴巴癮”就算閒話是上不了枱面的，愛説閒話的成都人也同樣有點“上不了枱面”大多數成都人，別看平時能説會道，一張嘴比刀子還快還鋒利，吵起架來天下無敵手，但真要讓他上台演講，便多半會結結巴巴，顛三倒四，這個那個，不得要領。到電視台去做嘉賓就更成問題:用四川話説吧，似乎“不對”（哪有電視台説四川話的）；用普通話説吧，又難免“椒鹽”（成都人從來就説不好普遍話）。別人聽着彆扭，自己也説不順溜，哪有在茶館裏説得隨意，説得自在，説得開心，説得過癮？
電視台去不得，的士裏也説不得。《成都人》一書的作者林文詢曾比較過北京、廣州、成都三地的“的士”司機，結論是十分有趣的:北京的司機喜歡和乘客説話，成都的司機喜歡和自己説話，而廣州的司機則幾乎不説話。
廣州的司機為什麼不説話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廣州人本來就不愛説話，沒有北京人嘴那麼貧，成都人嘴那麼油；二，廣州人説普通話比較困難，而乘客中外地人又多，
不便，也就興趣索然；三，廣州通擁擠，司機開車必須全神貫注，早已養成遵守通規則，開車時不説話的職業習慣。但我以為最重要的，還在於廣州是市，是商業的國際化城市。生活在這座城市裏的人，早已習慣了依照契約原則來處理人際關係，也深知必須兢兢業業做好工作才能很好生存的道理。司機與乘客的契約，是安全快捷地送達目的地，而不是閒聊天。況且，上班時説閒話，是違反勞動紀律的，也不符合敬業
神。既然如此，説那麼多話幹什麼？
北京的出租車司機可就沒有這些觀念他不願意把自己和乘客的關係簡單地看作僱傭關係，更不願意把乘客當貨物運。如果一路同行半句話都不説，那多沒有“人情味”？所以，他寧肯把汽車當作茶館，把乘客當作茶友，而且“
裏掖着一副牌，見誰跟誰來”更何況，北京的市民都是“半個政治家”政治家麼，自然不會放過“做思想政治工作”或“發表政見”的機會。即便不談政治，説點別的也行。開車又不用嘴巴，一張嘴閒着也是閒着，隨便説點什麼，好歹大家都能解悶兒。
上海的出租車司機大體上介乎二者之間:乘客不想説話，他也一言不發；乘客想説點什麼，他也對答如（但一般不談政治）。上海是一個有着優質服務傳統的城市，應乘客的要求與之對話，大約被看作了服務的附加內容之一，就像顧客買好了東西要代為捆紮包裝一樣。問題是乘客有無此項要求。如果沒有，上海的司機一般也不會沒話找話，多嘴多舌。
耐人尋味的是成都的出租車司機。
成都的出租車司機既不願意像廣州司機那樣把乘客當作僱主或貨物，也不願意像北京司機那樣把乘客當作茶客或哥們，而他又憋不住要説話，沒法等乘客主動搭腔。於是他便打開對講機，和他的師兄師弟師姐師妹們窮聊個沒完，或者靜聽師兄師弟師姐師妹們“開空中茶館”
“打嘴巴官司”等於自己和自己説話。願意和乘客們聊天的，為數極少。這也不奇怪。
“宰相門前七品官”天府之國的司機嘛，誰還稀罕伺候你幾個“打的”的主？
説來也是，開車畢竟是工作，不是休閒；的士畢竟是工具，不是茶館。只有茶館，才如賈平凹所説，是一個“忘我的境界”（《入川小記》）。成都的茶館，即便是最低檔的那種，也都有幾分清新（我懷疑來自那竹几竹椅和清水清茶）。坐在那茶館裏，捧一杯清茶，聽四面清談，滿口清香，滿耳清音，便沒有談興也想説點什麼（圖三十八）總之，只有茶館，才是成都人的講壇。只有在那裏，愛説會説的成都人才如魚得水，能夠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口才”把“龍門陣”擺得威武雄壯，有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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