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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倒也不能怪左侯。”許庚身比較公正坦率，説話不象孫毓汶那樣暗含着陰損的意味“他沒有隨班行禮，自然是失儀，但也是起跪不便之故，壯年戎馬，
腳受損，老來不能跪拜如儀，平心而論，亦有可原。延樹南借題發揮，説他驕蹇，甚至斥之為‘蔑禮不臣’，持論未免太苛，而且也真是不識大體。王爺請想想，以左侯的功勳，説他‘蔑禮不臣’，不就説他恃功而驕，要造反了嗎？這話在雍乾年間，非同小可，就拿今天來説，若是認實了‘蔑禮不臣’這句話，也是‘大不敬’的罪名，如何處置，律有明文，請問王爺，是摘他的腦袋，還是充他的軍？就算格外加恩，也得革職，能這麼辦嗎？不能這麼辦，就變成紀綱失墜，所以説來説去，他這個摺子，只顧自己逞快，實在是讓朝廷為難。”
“星叔的議論很公平。”醇王説道“如今得想個法子，替此老平氣。我今天已面奏了，仍舊要請他到福建督師，倘或以此芥蒂，託病不出，如之奈何？”
“要駁延樹南這個摺子很難。因為…。”因為延煦官居禮部尚書，大臣失儀，據實糾參，是他禮臣分內之事，即令措詞失當，旁人亦很難説話。孫毓汶解釋了原因，卻又下了一個轉語，認為只有一個人，身分地位不同，有資格糾正延煦。這個人就是醇王。
“如果要我説話，我一定説。”醇王慨然答道:“同治初年，五爺掌宗人府，亂出些花樣，叫人受不了，當時我忍不住上了個摺子，上頭還説我措詞太偏
。不妨引用這段故事，為左季高説兩句公道話。星叔，就煩您動筆。還有，宣戰的旨稿，不知道帶來了沒來？”
“帶來了！”許庚身將一份底稿
了出來，退到一邊去為醇王擬折，先找來一份邸抄，細看了延煦的原折，略略構思，提筆寫道:“內閣奉上諭:延煦奏:六月二十六
萬壽聖節行禮，左宗棠秩居文職首列，並不隨班行禮叩拜，據實糾參一折，左宗棠着部議處。欽此。臣初以為糾彈失儀，事所常有，昨閲發下各封奏，始見延煦原折，其飾詞傾軋，殊屬荒謬。
竊思延煦有糾儀之職，左宗棠有失儀之愆，該尚書若照常就事論事，誰不宜？乃藉端訾毀，竟沒其數十年戰陣勳勞，並詆其不由進士出身，甚至斥為蔑禮不臣，肆口妄陳，任情顛倒。此時皇太后垂簾聽政，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無不在
燭之中，自不能為所搖動，特恐將來親政之始，諸未深悉，此風一開，
弊滋大。臣奕譞於同治年間，條陳宗人府值班新章，雖蒙俞允所請，仍因措詞過當，奉旨申飭，今延煦之疏，較臣當之冒昧不合，似猶過之。謹恭折陳奏。”寫完遞給醇王，他認為措詞得體，深為滿意。隨即代謄正呈遞。然後繼續推敲那道宣戰詔書的文字。
這道詔書，乃是“曉諭天下臣民”面面連篇累牘，指責法國無理，一直敍到馬尾之敗，申明不能不宣戰的苦衷，説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特揭其無理情節，佈告天下。”接下來便是勵各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奮勇立功。其中特別提到劉永福:“該員本系中國之人，即可入為我用，着以提督記名簡故，並賞戴花翎。統率所部，出奇制勝，將法人所佔越南各城，迅圖恢復。”此外，照例聲明“通商各國，與中國訂約已久，毫無嫌隙，斷不可因法人之事，有傷和好。”諄諄叮囑，務必保護，而以“當體朝廷保全大局至意”這句話作結，暗示名為宣戰，其實仍有談和的餘地。
宣戰詔書中值得推敲之處還多，但調兵遣將，猶有許多大事要籌劃，也就只能草草定稿。而就在這時候，陸續又已送來好些軍報，大都由北洋轉遞，其中最要緊的兩件，一件是張佩綸打給李鴻章的電報，説“炮台一路洗平，閩必不守，綸必不歸”表示與福州共存亡的決心，李鴻章加了一句話:“徒為焦急。”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電報，他從洋人那裏打聽到一個相當可靠的信息，孤拔“擬率船往他處，聞志在北洋。”這兩個電報合在一起來看，令人無從判斷，法軍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佔福州“據地為質”來勒索兵費，還是大舉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論如何，福州勢急，北洋勢緩，目前當然救急為先。醇王對於張佩綸的“綸必不歸”那句話，頗
欣
，認為有此必死的決心，則誘敵登岸，深入內地，可以相機聚殲，即令起初仍舊受挫，亦無大礙，只要援軍接得上，終可反敗為勝。
軍務部署只有許庚身最
悉，當時提出建議，一面起用鮑超，儘速召集舊部，添募新兵，由四川總督丁寶楨負責籌餉徵船，送鮑超所部，自大江東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幫辦廣東軍務的張樹聲星夜援閩。同時電飭兩江總督曾國荃，不論在那一項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萬銀子，解福建，作為援閩客軍的軍餉。
談到這裏，已經過午，醇王又匆匆趕到宮中“遞牌子”請見慈禧太后。當天便有兩道“明發”一道是宣戰詔旨，另一道是準了醇王的奏，將延煦“部議處”有了這道上諭，對左宗棠才有代。這天夜裏由許庚身銜命親訪，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則受不了孫
汶他們多方排擠的閒氣，再則亦不服老，三則一向以諸葛武侯自命，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盡瘁”之時，一口答應:“到福建去打法國鬼子。”宣戰詔書不但見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報》，已經全文發佈，通國皆知，可是並沒有起什麼同仇敵愾的義憤，只惹起清議的紛紛指責。
第一個受指責的是張蔭桓。他以佐雜出身而能置身於樞要之地的總理衙門，本就為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視，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頗
鋒芒，因而與同官又不和睦。當然，最令衞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與李鴻章互為表裏，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檜、賈似道。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還罷了，誰知千迴百折，一再委屈，結果仍招來法軍的“暗算”馬尾一仗，師船全毀。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誤了辰光，趁法軍援師未東來之前，毅然決戰，則先下手為強，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張蔭桓成了眾矢之的。此外久辦洋務的周家楣、李鳳苞、馬建忠、盛宣懷，亦無不令人切齒，意想不到的是，閻敬銘亦大受其謗，因為他亦是主和的巨擘，雖然老病侵尋，請假已久，卻仍有人不放過他。
彈劾張蔭桓的人很多，有一個是內閣學士徐致靖，他中進士是抄了張之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卻罵張蔭桓是“洋廝”之後。另外一個是山東曲
的孔憲穀，官拜浙江道御史，指參張蔭桓私自寫信給上海道邵友濂，表示法國如索少許賠款，不妨允許為
漏朝旨。慈禧太后聽得有人提到對法賠款，就會冒火，因而令飭總理衙門“明白回奏”復奏説致上海道的電信，是公同商辦，並非私函。這一下使得本來就對總理大臣大半不滿的慈禧太后，越發生氣，除去當時請病假及出差的閻敬銘等人以外，其餘連奕劻在內，共有九個人，一起部議處。
就在這時候，有個山東籍的御史吳峋，上折嚴劾閻敬銘，説他“執拗剛愎，怙過任
”慈禧太后及醇王對閻敬銘都很敬重，所以吳峋反受申飭。但總理衙門其餘的大臣，就沒有閻敬銘那麼好的運氣了，慈禧太后一下子換了六個。事由張蔭桓而起，受連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和的門生周德潤，在總理大臣中幾乎只有他一個人是主戰的，結果也跟主和派一樣，退出總理衙門，未免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的事還多。第一件是福州軍務的部署，左宗棠以大學士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穆圖善和楊昌濬為幫辦軍務，何如璋內召，這都還在意中，奇的是以張佩綸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鄧承修充當總理大臣。這位號稱“鐵漢”的言官，一向以搏擊為能，從不曾聽説他懂洋務，而居然會入值總理衙門，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於是有好事的人去打聽，才知道他這個總理大臣是由一個奏摺上來的。這個摺子中大談方略，共陳三策，他認為法國所恃者，不過越南，如果師分三路攻越，法國自救不暇，就決沒有力量再侵擾福建、台灣。這是上策。
中策是分兵而守，敵至則戰，敵退不追，雖然師老餉糜，但我軍如此，法軍亦是如此，利害相共，不算吃虧。至於顧慮道路阻隔，糧餉不繼而不敢言戰，則非但不是下策，簡直可説是“無策”這套話，在慈禧太后覺得非常動聽，特意問到醇王。醇王已經到了六神無主的地步，慈禧太后説好，不敢駁回，亦不知道如何駁回。因而承旨派鄧承修入值總署，而且就拿他的三策，作為指授方略的
據。
不過整個局勢仍是混沌的，法國軍艦雖已退出閩江口，但動向不明。據説法國政府與孤拔的意見不一，孤拔極力主張北進，先佔芝罘，再佔威海衞和旅順，直接向北洋挑戰，而法國政府不願擴大戰事，尤其不願意使李鴻章為難。這就是朝廷對李鴻章不但沒有絲毫責備，而且繼張之和曾國荃真除以後，實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的道理。